环境纠纷难亟待改变 生态司法改革进入窗口期

近年来，多地因垃圾焚烧、PX项目、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发生群体事件，一方面是公众维护自我环境权益的意识在快速提升，另一方面却是生态环境司法渠道的狭窄与梗阻。当前我国传统污染依然存在，同时出现了更多的以风险为标志的环境影响，这对环境司法提出了更多的要求。环境问题频发，而司法渠道不畅，造成大量环境纠纷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，权益受损者容易选择方式维权。
7月3日，zui高法院宣布成立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庭。近年来，面对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的态势，多地法院在环境资源司法专门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，自2007年贵阳清镇市人民法院成立我国*家生态保护法庭以来，迄今已有16个省(区、市)设立了134个环境保护法庭、合议庭或巡回法庭。但在环保法庭相继成立的同时，由于相关司法制度改革不配套，大量试点法庭却面临无案可审的窘境和量刑难、执行难等难题。
有统计显示，自1996年以来，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%的增速。“十一五”期间，我国环境信访30多万件，行政复议2614件，而相比之下，行政诉讼只有980件，刑事诉讼只有30件。据贵州省人民法院统计显示，贵州省近年环境纠纷数量每年均在较大幅度增长，但真正通过诉讼渠道解决的环境纠纷不足1%，群众遇到环境纠纷，宁愿选择投诉、举报甚至自力救助，而不选择司法途径。2013年，贵州省环境案件仅占同期全省案件总数的0.4%，个别地区甚至无一起环境民事案件或环境行政案件。环境纠纷进入诉讼程序，据统计，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受理的环境矛盾纠纷是同期进入诉讼程序的15倍。
zui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郑学林说，2011年到2013年，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环境资源案件一年也就3万件左右，与全国法院每年1000多万件案件相比，这个量实在太少。很多案件进入不到诉讼程序，比如环境公益诉讼，很多法院根本不受理，面临法律制度不健全、不完善的问题。
专家提出，我国现行民事、行政、刑事三种诉讼规则设计都是针对传统人身纠纷和财产纠纷的，而环境纠纷带有很大的社会性，通过现有三种诉讼模式来解决环境问题实际效果不佳。同时，现行法律没有明文确认公民的环境权利，导致环境行政诉讼案件受案范围过于狭窄。
当前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，但破坏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仍时有发生。过去保护生态环境用宣传手段、行政手段多，法律手段少。时间长了就产生耐药性，规矩容易变成“面条”，违法成本低、守法成本高，从而形成“破窗效应”。由于缺乏专业司法力量，致使环保立案查处数量不多、打击力度不大、震慑作用不明显，与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的态势不相符。
专家提出，当前环境污染“点源”总体规模仍在不断扩大，而环境执法地方保护主义盛行；执法能力不足，执法权限有限；权力寻租严重，执法效果打折。司法机关在处理生态环境纠纷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，生态环境司法的公信力严重不足，当前生态司法改革已进入“窗口期”。
据媒体报道，2014年4月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发生后，有5位兰州市民到当地法院起诉自来水公司，当地法院以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为由，驳回其诉讼请求。2013年是确立公益诉讼制度的新《民事诉讼法》实施的*年，中华环保联合会一共提起8起环保公益诉讼，但无一案件被法院受理。环境纠纷量持续增多和环境公益诉讼量很少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。
专家提出，现行法律制度限制了原告资格，导致案源困难，诉讼主体问题成为环保法庭运行的首要薄弱环节。我国民间环保组织数量日益增多，但大多处于初创阶段，缺乏环境科学技术人员和法律专家，搜集环境污染证据和运用环境法律诉讼的能力明显不足。从2000年到2013年，全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总计不足60起。从起诉主体看，绝大多数是行政机关和地方检察院等公权力机关，环保组织起诉的案件很少，个人诉讼更是难上加难。一些地方法院认为涉环保纠纷应由*部门解决，而由法院审理非常困难，因此不愿受理立案。
环境公益诉讼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，在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事件中，环保社会组织通过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，为维护社会环境公共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是，由于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不能带来物质利益的增加，甚至还要牺牲一定的物质利益，加大各方面的人力和财力的投入，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有原告资格的主体都会行使这种权利。从环境公益诉讼的整体实践来看，在已受理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，由环保社会组织提起的仅占13%，这主要是因为立案难、取证难、鉴定难、诉讼成本高。
2007年，贵阳市在全国成立了环保“两庭”，即贵阳市中院环保法庭和清镇市法院环保法庭。2013年，成立了贵阳市检察院生态保护分局和贵阳市*局生态保护分局，建立起市级环境司法体系。今年4月，贵州成立省人民法院生态环境保护审判庭、省检察院生态环境保护处和省*厅生态环境安全保卫总队，在全国在省级层面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司法体系。7月1日，*部省级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法规《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》正式实施，为地方环境司法体系建设提供了法律法规保证。